《中国书法》2026年第5期（总445期）“学术”板块“史论”栏目，刊发我部刘小龙史学论文——《〈四体书势〉所载张芝轶事考论》。该刊属CSSCI、北大核心、AMI三重索引收录期刊，是展示书学研究前沿成果的核心阵地。

卫恒《四体书势》是中国文字、书法、美学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正史文献之一，其“叙草”一节中关于张芝的论述，更是支撑百年来中外学者探讨汉晋草书发展最有力的核心证据，没有任何学人对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。刘小龙通过缜密考辨，推定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芝的“轶事”并非出自卫恒本人，而是后世羼入的不实臆词。这一结论颠覆了百年来的学界共识。

作者从人物异常称谓入手，参照史家行文惯例，通过追查史源、文本对勘、考辨事迹真伪，结合汉晋不同士风、梳理晋唐典籍整理过程与文献生成的历史逻辑，准确识别出关于张芝的叙述，并非出自卫恒之手，而是在首尾真实的叙述框架内，羼入了晋宋乃至唐人“层累”而成的附会之词。这是由主客观历史原因造成：一是永嘉大乱，西晋图书焚丧殆尽，东晋在重新校理补辑过程中，甄别不精，往往将后世的讹言臆说掺入前人之作，张芝“轶事”就是由挚虞、王愔等人的臆说合而成之；二是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后的“制”词，在推扬张、王的同时，也隐含着构建书法“统系”的意志，在此背景下，张芝“层累”而成的“轶事”，最终通过正史而成为不合史实的“信史”。

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厘清了传世1600余年“一级史料”当中的讹误，在魏晋文献整理及书史流变方面具有补白与正本清源价值，更在于以个案研究证实了批判性看待史料这一研究方法，在史料甄别，还原历史真相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。这种以小见大的治学理路，在文献古籍整理深入推进的当下，具有跨学科参考价值。

作者近年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书法报》《中国书画》《书法》《书法导报》《陕西党校报》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。刊于《中国书法》的此文，是多年研读汉晋史籍过程中对文献史料的理性反思。兹录原文如下：

《四体书势》所载张芝轶事考论

刘小龙

卫恒（？—二九一）《四体书势》叙草一节是支撑众多书法史阐释汉代草书最有力的正史文献，但成于唐人之手的今本《晋书》，其“错误、疏漏，指不胜屈” 也是史学界的共识。征引《晋书》为证的首要任务是鉴别史料真伪，否则很容易得出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的结论，正所谓“史源不清，浊流靡己。” 现行不少书史对汉末草书发展的论断，似乎就存在这种问题。造成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，就在于“叙草”作为关键史料，既非完全出自卫恒之手，所涉之事亦多非基于汉末史实，而是后世“层累” 而成的不实臆说。现从文本中的人物称谓、事迹真伪入手，结合汉晋不同士风及典籍整理过程，考辨该节存在的问题，以期为还原汉晋草书流变的历史真相提供些许参考。

称谓不合惯例、事迹有乖史实

在《四体书势》叙草一节当中，首尾提到的杜度、崔瑗、崔寔、张超四人，与前三节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所涉人物，诸如李斯、许慎、蔡邕等近二十人一样，作者皆直呼其名，符合“名以正体” 之意，唯独中间的张芝（生卒不详）等八人，却一律字而不名。这种明显有乖主体行文的人物称谓，对于长期研读汉晋史籍者来说，难免不使人生疑。窃以为：这段关于张芝的叙述，恐非出自卫恒之手。

卫恒作为秘书丞，按理说，自然知道史传文的行文惯例。对于历史人物，除了必要的避讳或敬意外，多数情况以名相称。卫恒称卫觊（一五五—二二九）谥号敬候，乃避祖讳。索靖（二三九—三○三）《草书状》称张芝伯英，亦属避讳。《四体书势》史传文的性质很明显，对于学问渊深、班秩尊崇的崔瑗、蔡邕，卫恒行文尚且“不敬”，张芝、赵袭等草野匹夫，何以竟得字而不名？此外，韦诞（一七九—二五三）在《四体书势》中先后出现五次：叙篆三次呼名；叙草两次称字。仅此一点，也可推知该节必遭篡改。还有，姜、梁、罗、赵、田这五人中，前四人之名，多可见于两晋及其后的书论中，唯独田彦和却不见对应之名，即此可知此人名字相同。顾炎武认为，“名字相同，起于晋宋之间。”由是推之，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芝的“诡谬碎事”，当是卫恒死后，文稿在补辑过程中窜入了后人臆词。

既言“弘农张伯英”，从时间上即可断定是指发生在桓帝永康元年（一六七），甚至是中平元年（一八四）党禁解除后的事。张芝原籍敦煌渊泉，其父张奂（一○四—一八一）在永康元年平羌立功，放弃朝廷赏赐而徙籍弘农华阴：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，唯奂因功特听，故始为弘农人焉。” 建宁二年（一六九），张奂得罪司隶校尉王寓，禁锢归田里。王寓的继任者段颎，与张奂有隙，准备借此机会将其逐回敦煌加害。张奂遗书段颎百般哀求，“颎虽刚猛，省书哀之，卒不忍也”，由是得以留在弘农。张奂一家被整整禁锢十五年，在惨酷迫害党人的时势下，张芝噤若寒蝉尚且不及，又岂能以雕虫之技矜夸于世？况且，“见称于西州”的赵袭，早在延熹元年（一五八）就被京兆尹唐玹杀害。赵岐本传云：“延熹元年，玹为京兆尹，岐惧祸及，乃与从子戬逃避之。玹果收岐家属宗亲，陷以重法，尽杀之。”

关于赵氏一门受祸，《三国志•阎温传》注引鱼豢《魏略•勇侠传》也有记载，与范书不同之处在于：《魏略》称仅有赵岐及从侄赵息逃走。窃疑赵息为赵戬之讹。范书称王允（一三六—一九二）死后无人敢收尸，只有故吏赵戬弃官营丧。赵戬本传也简略记载了他本人的仕宦经历。两相参照，可知赵袭早已死于非命，十年后“始为弘农人”的张芝，如何与他比高论低？至于说韦诞是张芝弟子，也属无稽之谈。卫恒“叙篆”只说韦诞师事邯郸淳，但书法不及乃师。二人属同时代人，有师承关系诚可理解。张芝与韦诞属隔代人，又何以师徒相称？从这些违情悖理的人物事迹中，也可推知关于张芝的叙述并非可信的史实。

自矜盛于两晋而并非汉末

东汉桓、灵之时，处士横议固然是社会风气，但士人放言高论，并非自夸其能，而是意在抨击朝政。汉世乱而不亡，就在于以李膺（一一○—一六九）、陈蕃为代表的士人“咸能树立风声，抗论惛俗，”以道义德行持携民心，对于书绘等小道小技，则蔑如也。后世多称崔瑗工书，然范书于此不置一词，良有以也。蔡邕刊定经文且手自书丹，观者如堵，填塞街陌，虽不排除有欣赏书艺的成分在内，但虑及东汉经学盛行，焦点恐怕还在经文本身。至于草书这种简易之体，并不能以晋宋齐梁受人推崇的史事来反证汉末士风，刘廙（一七八—二二一）对草书的态度就颇能说明问题。史载魏文帝（一八七—二二六）下诏特许他草书上事，给予超越国典的恩宠，但刘廙却认为草书“贱如白屋”，用于书疏违礼不敬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就张芝而言，即便真有“匆匆不暇草”的说法，适以证明汉末礼仪之风不坠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，否则，书疏草稿需经缮写后方可呈送对方以示敬谨。此属成规，汉魏晋唐鲜有例外，正史于此多有记载。所谓“匆匆不暇草”者，实乃致歉之语也。

逮到曹魏正始（二四○—二四九）开始，社会风气为之一变。何晏、王弼祖述《老》《庄》，振起玄风，王衍之徒推波助澜，后进之士竞相仿效，由是“矜高浮诞，遂成风俗。”上比下方的矜夸之例比比皆是。晋武帝（二三六—二九○）自以为克己为政，混一天下，文韬武略堪比汉代英主，因问司隶校尉刘毅：“卿以朕方汉何帝也？”刘毅则毫不客气地将其比作桓、灵，甚至不及。武帝曾与王济讨论王湛的聪痴优劣，王济盛赞王湛。

帝曰：“谁比？”济曰：“山涛以下，魏舒以上。”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，下比魏舒有余。

此处“上方山涛不足，下比魏舒有余”，与所谓张芝“上比崔杜不足，下方罗赵有余”何其相似乃尔！到底是汉末张芝影响了百年后的晋人，还是晋人以浮诞时风臆度百年前的张芝？窃以为识者自能分辨。

东晋偏安江左，不少名士“居官无官官之事，处事无事事之心”，热衷于谈名说理中争高论低，刘惔、殷浩、孙盛等皆为显例。孙盛曾作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，简文帝（三二○—三七二）请殷浩与孙盛辩难，不能取胜，最后请来刘惔抗答，孙才理屈词穷。刘惔向桓温自夸，说自己是清谈第一流。除玄谈外，以文赋书艺相高之风也很盛行。王羲之作《兰亭集序》，时人将其与西晋潘岳《金谷诗序》相提并论，“羲之闻而甚喜”。孙绰自诩其《天台山赋》，掷地则有金石声。庾翼工书，少时与王羲之齐名，王氏后来居上，庾则深感不平，与都下人书云：“小儿辈贱家鸡，皆学逸少书，须吾下，当比之。”超居大任、出典方州的堂堂荆州刺史，竟为区区书之高下心怀耿耿，时风于此概见。至于王羲之自言己书抗行钟繇、雁行张草，以及南齐张融（四四三—四九七）睥睨羲、献父子的矜伐之词，更是人所共知。凡此种种，皆可说明以书相高之风，盛于东晋乃至齐梁，而非汉末风俗。所以说，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芝的比况浮词，实为掺入卫恒之作的后世臆说，这与西晋典籍丧乱到东晋重新校理补辑有直接关系。

张芝轶事“层累”而成的原因分析

除今本《晋书》外，《四体书势》还见载荀勖（？—二八九）《文章叙录》。该《录》隶属《晋中经》，按照张政烺的看法，它就是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簿录类所载的《新撰文章家叙录》。冠名荀勖，乃谓首领其事而已，并不等于荀勖死前即已完成该录。荀勖本传载：“既掌乐事，又修律吕，并行于世。”实则未必尽然，其所治钟罄，后由其子荀藩于元康（二九一—二九九）中续作而成。本传又云：“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，诏勖撰次之，以为《中经》，列在秘书”。但事实上，史书明言卫恒考证竹书未迄而遭难，后由佐著作郎束皙（二六一—三○○）续成。由此也可断定，《中经》在荀勖生前并未全部完成。古来典籍整理，多是递相祖述，历世整比，绝非朝夕之事，如遇兵燹之祸，则更是如此。《文章叙录》的编撰是一个动态过程，而非静态结果，当是荀勖上承郑默，下启李充，几代人接续完成。裴注《三国志》多引荀《录》，据此可以判定该《录》至迟成于刘宋元嘉六年（四二九）之前。荀《录》中的“叙草”内容，与《四体书势》大体相同，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：荀《录》不见罗叔景、赵元嗣及“上比下方”之词。由此也可进一步推断，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芝轶事，是经后世不断叠加而“丰富”的。

关于张芝的记载，除范书、《晋书》及荀《录》外，还见于张华《博物志》、挚虞《三辅决录注》及刘宋王愔《文字志》。张《志》云：“汉世，安平崔瑗、瑗子寔、弘农张芝、芝弟昶并善草书。”张华虽然博物洽闻，彼时已不知张芝原籍了。挚注赵岐《三辅决录》的具体时间不能确考，按理当在惠帝太安元年（三○三）担任秘书监时，其注赵袭云：

岐从兄袭字元嗣。先是，杜伯度、崔子玉以工草书称于前代，袭与罗晖拙书，见嗤于张伯英。英颇自矜高，与朱赐书云：“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罗、赵有余。”也。

较之于张《志》，挚《注》已发生很大变化，除称谓外，又增加了人物及具体细节。挚虞之说，到底是基于史实，还是出于臆度？值得深思。挚虞固然才学通博，但也并非全知全能，武帝曾问“三日曲水”之义，挚以汉章帝（五六—八八）时荒诞细事对之，致使束皙在武帝面前直斥“虞小生，不足以知。”所以，挚注中的“上比下方”之词，揆之时势情理，当为臆说。至于挚虞称赵袭为敦煌太守云云，亦属张冠李戴。按赵岐本传载，中平元年，大将军何进举岐为敦煌太守，但赴任途中遇贼作乱，中道返回长安。可见敦煌太守为赵岐，而非赵袭，且未到任。

王愔《文字志》所言张芝，亦多虚妄之词：

芝少持高操，……公车有道征，皆不至，号张有道。尤好草书，学崔、杜之法，家之衣帛，必书而后练。临池学书，水为之黑。下笔则为楷则，号匆匆不暇草书，为世所宝，寸纸不遗，韦仲将谓之“草圣”也。

王氏称张芝为“张有道”，即此可知其说实为不根之谈。按之史籍，“有道”并非指“有道德节操”，盖为“有道术之士”的简称，主要是指通晓阴阳术数，能攘除灾异者。况且，“有道”在东汉乃诏举，侯瑾、宗慈、郭泰、樊英、董扶、郑玄等，范书皆有明载，斑斑可按，而独不见张芝。至于说他以衣帛学书，亦属妄诞。布帛在汉魏乃至晋唐，不仅用于衣物，更是实物货币，张芝岂能豪奢如是？“先书后练”之说断不可信。然而巧合的是：如果将挚、王两说并在一起，恰好大致就是《四体书势》叙草的内容。到底是虞、愔参考了卫恒之作，还是后世将虞、愔二说掺入卫作？我认为，后者更符合历史逻辑。

从二九一年卫恒遇害，到裴松之注成《三国志》将近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，战乱频仍相续，尤其是永嘉五年（三一一）六月，刘曜、王弥攻陷洛阳，“渠阁文籍，靡有孑遗”，西晋两万九千九百多卷图书焚丧殆尽。经过东晋四十余年的鸠集，到穆帝永和（三四五—三五六）中，著作郎李充依据荀勖旧簿校理，共才辑得三千零一十四卷。相信这些书卷多数经过补缀加工，而并非原初无损。准此而言，则《文章叙录》也不例外。唯其如此，才能解释为何裴注陈志所引荀《录》，当中不见罗、赵及上比下方之词。也惟其如此，才可解释何以《四体书势》叙草中间会出现扞格不入的称谓方式。范书以《东观汉记》为主要依据，参照各家后汉史书，考异订伪，排比而成。如果张芝真有如许典故，且合乎史实，范书应当有载。唐太宗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后加“制”词，评判前代书家，唯称张芝、王羲之曰“伯英”“逸少”，推扬之意甚为明显。抑或就是在这种有意构建“统系”的大背景下，《四体书势》中张芝的形象得以“丰富”并最终定型。刘宋虞龢在泰始六年（四七○）的《论书表》中明言：“臣见卫恒《古来能书人录》一卷，时有不通，今随事改正。”虽不能确定此《录》是否为《四体书势》，但后人改动卫恒之作却有证可据。

结 语

张华、范晔称张芝“善草书”，这当是可信的史实。但《四体书势》关于张芝的“轶事”，则是掺入了挚虞乃至晋宋之人的臆说。尤其是随着《文章叙录》《三辅决录注》在东晋开始流传，难以征信的姜、梁、罗、赵、田等“汉代书家”，皆被王愔《文字志》、王僧虔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以及庾肩吾《书品》收入，给人造成汉代草书繁盛的错觉。或有齐梁之人，将张芝之事演绎为《非草书》，托名后汉赵壹以刺时势。张彦远不辨真伪，将其辑入《法书要录》且置于首篇。后人论汉末草书，亦不暇辨其乖谬，径以《非草书》及《四体书势》所载张芝之事为强证，得出汉末出现“今草”“草书热”乃至形成“草书流派”等结论，如此则未免失之简单草率。证之以出土汉简及敦煌文书，亦知未必如是。

说明：该文在转录时，省去了原文注释，完整版本一以正式期刊出版物为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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